中國科舉史上，曾經湧現了數以百萬計的舉人和十多萬名進士，而作為這個龐大知識份子群體之巔峰的“狀元”郎，則是屈指可數。據考證，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舉狀元孫伏伽開始，到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止，在這1283年間，可考的榜數為745榜，共產生了592名狀元（一說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權選考的狀元以及各代的武狀元，中國歷史上總計可考的文武狀元為777人。
中國古代社會，從庶民百姓到達官顯貴，無一不堅定地認為：“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讀書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學而優則仕”成了亙古不變的知識份子的奮鬥之路。因而，苦讀寒窗數十年，為的就是金榜題名，為的就是以文入仕，為的就是躋身宦臣，光宗耀祖。狀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讀書人的畢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的巨大殊榮。一旦殿試第一，馬上就由吏部考試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書郎，或掌修國史，或做天子侍講，從此也就步入了兇險難蔔的仕途，開始了宦海沉浮榮辱的漫漫人生。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人，老其一生，終於登上了顯赫的高位。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狀元147人，事蹟可考者29人，其中就有5位宰相、8位尚書一級的官員（含次官）。而清代，114名狀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書層次的達20人之多。可以說，在官場努力升職，成為狀元這一群體實現人生價值的至上追求。
一介書生，考取狀元實在不易。全國無數讀書人，經過鄉試、省試，最後到殿試奪魁，競爭之激烈可想而知。宋代大文豪蘇洵就曾發過“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的感慨。特別到了清代，考到白髮滿頭仍然是個“童生”的不乏其人。四五十歲中進士，人們並不覺得他年齡有多大，“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就是這一歷史文化現象的生動寫照。如宋代共產生了118個狀元，據《中國狀元全傳》載，其中生卒年可考者51人，其中20歲—30歲中狀元者37人，占72。5%，最小的18歲，50歲以上中狀元者2人。清代共有狀元114人，生卒年可考者54人，其中20歲—30歲中狀元者19人，占35%，最小的21歲。50歲以上中狀元者5人，最大的62歲。狀元之路絕不易於巴蜀之道。
唐代，進士科考試主要是三場，其後各代基本沿用下來。一場是貼經，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填空。主考官從諸子經書中選取一行，然後把其中的三個字貼蓋住，讓考生讀出被貼的字是哪幾個，其用意不過是考考生的背功，測試一下考生對經書的熟練程度。第二場考詩賦，每個考生作詩一首、賦一首，這一場極為重要。如唐開元二年（714年）賦試的試題叫《旗賦》，且規定必須以“風日雲野，軍國清肅”八字為韻。當朝狀元李昂寫了一篇27句327個字的賦，全文洋洋灑灑，文辭雄勁，用韻準確，在錄取的27名進士中，名列第一。第三場考試策，就時務出個題目，讓考生回答自己的見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對治國方略的獨到見解，以為國家選擇治國平天下的英才。這三場考試都實行淘汰制，每場皆定去留。只要一場考不好，狀元夢隨之破滅。宋仁宗後，又對科考進行了修改，按策、賦、貼經、墨義的次序，讓參試者並試四場，綜合平衡後再定奪。考生考完後，由“讀卷大臣”排出前十名，呈送皇上，最終由皇上根據個人評判圈定誰為“第一甲第一名”。所以說，能中狀元者大多都是當朝才子。他們天資聰慧，勤奮好學，或有良好的文化氛圍，或有獨特的天賦異質，往往具有眾人稱頌的絕代才華。如明代狀元楊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歲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十三歲詩名滿京華，被詩壇領袖李東陽收為高足，十九歲中舉人，二十四歲中狀元，成為明代四川唯一的狀元郎。
在這七百多位狀元郎中，也不乏平庸之輩。為數不少的人高中狀元後，一事無成。他們性格怪僻，飲酒成癖，窮困潦倒，暮年淒慘。唐代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狀元盧文煥，窮苦之極，連頓酒也喝不起，可謂夠可憐的了。還有許多狀元，為官一任，了無政績，終生平平。更有甚者，投降叛軍，誣陷諂媚，被史書稱為“奸邪小人”。如投降金兵、助紂為虐的北宋狀元莫儔。此等狀元，無以入史，難留清名，可稱狀元中的不肖敗類。
在狀元科考中，有時也並非全憑真才實學，有的人就是靠走關係或是偶然原因高中狀元的。唐代就有“許願狀元”牛錫庶、“自薦狀元”尹樞、“相撲狀元”王嗣宗等，從其綽號即可見其為人。狀元裴思謙則更為惡劣，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年），禮部侍郎高鍇知貢舉，主持科舉考試。他標榜公正，宣言杜絕請托。裴思謙憑與赫赫有名的大宦官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的關係，要求高鍇讓他當狀元。當時，文宗皇帝是個傀儡，仇士良權傾朝野，裴思謙懷揣仇士良的信，公然對高鍇說：“裴秀才非狀元不放。”高鍇沉思良久，自知無力相抗，不然馬上就會大禍臨頭，只好無可奈何地把裴思謙錄為狀元。天下動亂，皇權旁落之時，貌似公正的科考常常難脫權宦重臣的掣肘，成為宮廷政治的玩偶，這不能不說是科考狀元的悲哀。
歷代狀元中，大多出身名門望族。他們從小就處在優裕的家庭環境，既有重臣之後，又有名士之家。有的甚至是父子狀元、祖孫狀元、宰相子、尚書婿。父輩的榮耀和輝煌的地位為他們登上科考的頂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許多人就是靠名臣的舉薦和培養，順利圓了狀元夢。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狀元出身寒門。他們全憑自己的才智成為一國學子之冠。特別是宋太祖，為了革除唐代權貴操縱科舉、營私舞弊的沉屙，在科舉中加強對權貴子弟的監督限制，有意選拔了一批平民子弟科舉及第。如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年）的狀元呂蒙正，幼小時就被父親趕出家門，隨母流落龍門山，棲居山間石窟中。元代雜劇名家關漢卿的《呂蒙正風雪破窯記》，便是以呂蒙正的貧寒生活為素材創作的戲劇。孤貧寒酸的呂蒙正，依靠自己的天賦才智和刻苦學習，31歲大魁天下，42歲位居宰相。成為兩朝輔弼，萬眾景仰。各朝歷代，都有像呂蒙正這樣的狀元郎。他們成為庶民百姓通過科舉之路出人頭地的幸運驕子。
科舉考試是封建統治者為國家選拔官吏的一條重要途徑。當年，唐太宗李世民看見新科進士從考場中魚貫而出時，高興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一千多年來，科舉制度選拔了一大批優秀的有真才實學的治國安邦人才，構成了統治集團從中央到地方官僚隊伍的中堅支柱。但隨之而來的則是一種歷史奇觀：狀元們以文得名，而在文學藝術上有較高成就者了無幾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們身為狀元，詩賦詞文，無所不通，往往都有詩書傳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然而，其中的絕大多數人自高中之後，從此潛心仕途，無意文字，熱衷於官場得意，專注于富貴得失，已經無心無力對文學藝術加以執著探索。700多位狀元中，除楊慎、柳公權等幾位獲得較高的成就外，大多數人都文績平平，難傳千秋。狀元難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難高中狀元。唐宋兩代265名狀元中，蘇軾等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詩人，無一人摘取狀元掛冠。這一極為獨特的歷史文化現象，至今仍是困惑人們的古代文化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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