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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中國人的權謀心理與權謀人格 [打印本頁]

作者: 戰神謙信 時間: 2010-7-19 09:17 PM 標題: 中國人的權謀心理與權謀人格

12/24/2003/08:31 華夏經緯網

對權謀心理與人格的研究，古今中外歷史很長，評論很多。"權謀"（權術、權變、權略、權數、權宜）本是隨機應變的處事謀略或手段、方法，但用之不當（成為權詐、權譎）或用之無度則可能失誠失信甚或禍國殃民。所以中國歷史上的有識之士反權謀的思想傾向是非常明顯的。

儘管在封建社會中反權謀的思想很明確，但由於封建專制社會幾乎完全是人治社會，所以是沒有法制保障的。在人治社會中，權謀、權術和權詐必然大行其道，不僅代代相傳，而且愈演愈烈。中國的《二十四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大大的權謀權術史。人們從中所受到的權謀人格和權謀文化的影響是十分巨大而深遠的。而許多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諸如《三國演義》之類的"歷史演義"（包括戲曲之類）亦是這種人格與文化的演繹。這些對中華民族社會心理的負面影響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至今仍然是中華民族社會人格沉重的歷史包袱。

在整個封建社會時期，這種說歸說（提倡反權謀的思想，如正統的儒家思想與文化）做歸做（實施的是封建專制制度，人治社會，權謀權術盛行）的現象一直沒有什麼變化，實際上是愈演愈烈。一直到封建社會終了之時（滿清末年"民國"元年），四川人李宗吾先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才來捅破這層窗戶紙。他撰寫並公開發表"厚黑學"系列著述，在社會上引起巨大轟動。至今李宗吾的厚黑學仍可看做是對中國權謀人格及權謀文化最有權威性的（初步）系統研究和揭露，以後無出其右者。

儘管李宗吾的學說振聾發聵，但他的研究還只不過是"從理論到理論"，屬"樸素心理學"層次，缺乏科學的成分。可以說其學說還只是權謀人格研究的"初級階段"。

在中國當代社會，雖然政治體制改革與法制建設的趨勢愈來愈明顯，但權謀文化與權謀人格仍較普遍存在，在某種程度上還很嚴重。康生、林彪之類的極善於耍弄權術並且以權謀權詐獲得成功（最終失敗了）的典型案例，其禍國殃民的程度之甚令世人痛心疾首，並引起了人們的深刻反思。近年來，寫"文化大革命"、寫權謀"內幕"的著述簡直是汗牛充棟。……從人們對權謀人格及文化的社會認識來說，無論是對歷史上封建社會的奸臣、佞臣、"小人"還是近現代社會的諸如蔣介石、康生、林彪、張春橋等等善耍權術的典型人物的評價分析，幾乎都是從政治野心和個人品質（道德品質）來分析總結的。

改革開放以來，權謀文化由幕後走向臺前，出現了空前盛行的現象。權謀文化的"重新崛起"是以重印９０年前李宗吾《厚黑學》為標誌的。隨之"厚黑文化"在大陸極其盛行。近些年來，大眾傳媒又有一種非常明顯的傾向，即表現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宮廷鬥爭和爭鬥的作品愈來愈多。從影視媒體整年整月連篇累牘地演播不休就可見一斑。有些內容簡直就是"讀你千遍也不厭倦"。而據報道還有更多的內容雷同的影視片尚未能面世。許多新時代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牛頓、愛因斯坦、陳景潤……，但對康熙、雍正、乾隆王朝卻非常了解甚至爛熟於心，人們陶醉於這種歷史文化中津津樂道且樂此不疲。許多人不知不覺中把它們當作了社會和人生的教材。

縱觀社會現實，權謀文化只不過是權謀人格的文化轉換形式而已。從社會現實表現的各類報道可見權謀權術在社會行為中的表現是愈演愈烈：買官賣官，打通各種關節為陞官，行賄受賄索賄，跑項目跑經費，爭課題爭職稱等等等等，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且屢有"創新"。最近一位剛離休的主管人事的高層領導人在接受某著名電視媒體採訪時對目前一些"後起之秀"在人際關係、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的普遍表現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是："尊老愛幼（注重搞好上下左右一切人的關係），研究研究（處理該自己負責的事情時不願負責任而推諉拖遝），滴水不漏（思想表達上說空話、大話、套話甚至於假話）"。這不過只是人前公開的表現行為，人後所為尚難以推論。一些人憤慨地說："現在是正直的人吃虧，而小人活得很滋潤。"……一種與新時期社會轉型的要求極不相稱的不良社會人格在不斷孳生、擴展，這將會對社會的發展產生許多負面影響，成為社會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潛在障礙。

運用權謀往往會誘發人的不良品質，如陰謀、欺詐、耍手腕……從而導致人心叵測，使人際溝通產生許多隔膜和糾葛，無謂地耗費大量精力。因而除掉戰爭、外交和政治必要的權謀運用外，在人際關係中都是不提倡擅用權謀的，認為高權謀人格是一種不良的心理品質或不良人格特質。既然如此，權謀人格和權謀文化為何還如此普遍呢？

已有的研究成果證實，運用權謀是有"與生俱來"的傾向的，也就是說它是人或高級動物的一種基本需要（基本動機）。心理學研究證實人有三種最基本的動機：成就動機、交往或歸屬動機、權力動機。權力動機與權謀人格有著內在的聯繫。認識到這一點很重要，提示我們不能僅僅從思想道德品質這個層面來認識權謀，好像只有個人品質不好的人才善於耍弄權術。實際上凡是智力正常的人都有這種可能性，都有可能在社會生活中通過習得、模倣和強化達到高權謀水準，形成穩定的高權謀人格。

權謀人格的形成是後天習得的。在人的社會化和再社會化進程中，在一個權謀人格與權謀文化比較"豐富"的環境中，權謀人格是通過人際關係和社會文化的權謀因素而獲得，而且這種學習心理往往是"無意"的或者說是潛在的。在權謀人格和權謀文化盛行的環境與情境中，極容易發生、發展權謀人格。

中國進入社會轉型２０多年來，經濟迅速發展，體制改革不斷深入且成效顯著，法制建設前所未有。按理在當代，社會權謀人格與權謀文化應該處在不斷弱化的進程中。然而社會現實卻非人所願，權謀人格與權謀文化反而出現了盛行的現象。的確，在一個高權謀人格的情境中（一個部門、一個單位）要想潔身自好是難以做到的。如果主要領導及領導層中高權謀人格具有主導地位，圍繞這一層次又會形成一個由高權謀人格組成的圈子及所謂的"追隨者"，這樣就會導致不團結，進而會導致組織或團體其他人員找"靠山"、拉"關係"。一些老實人則無所適從、束手無策，只能遠離"是非之地"。在權謀盛行的地方，人們寶貴的心理資源被大量地白白浪費了---試想在這樣的情境中人們的生產性潛能能得到極大地發揮嗎?

如果在媒體傳播內容中充斥著權謀文化，那麼對人們權謀心理的形成必然起著相當大的作用。這就是社會文化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是文化的"隱喻"功能對權謀人格的潛在影響。中國的權謀人格和權謀文化源遠流長，內涵非常豐富，在成語、諺語、熟語、俗語（如"見人可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等等）及民間傳說、故事等等之中是非常豐富的。人們很可能不知不覺地在權謀文化的熏陶中成長，受著潛移默化的影響。 (丁立平摘自《人格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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